[35] 富士康辣招瞒实情 员工寻死早遍全国(zz)flyingring 2010-05-29 21:46信报
2010年5月24日
特稿
侦查报道
（张闻文）
富士康辣招瞒实情 员工寻死早遍全国
上周五，深圳富士康再有员工跳楼死亡；至此，深圳富士康今年先后已发生十起员工坠楼事件。然而，本报记者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富士康员工自杀现象早在今年之前就不断发生，而且在富士康北京、廊坊、昆山等厂区均有员工上吊、猝死等事件。事发后，富士康不但命令知情员工「封口」，亦在当地政府官员「庇护」下，对外封锁消息，仅去年至今，便至少隐瞒四起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作为世界五百强企业，富士康为何频发跳楼事件，又如何掩饰？本报将在今明两天揭露重重内幕。
就在「第十跳」发生前一天，本报记者到了深圳关外龙华区查访。在龙华厂区人流最多的南门口，记者发现保安戒备森严，除了进出车辆须被检查外，大门两边约五米宽的行人道，均有二名保安监督进出人员持证件过机。时值正午时分，部分员工外出就餐，大多数都显得无精打采，毫无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应有的活力；在行人道边，工人三五成群蹲坐一旁，或抽烟或发呆，甚少交谈。
伙地方官员箝制媒体
一名龙华厂区资深员工对记者亲述，在去年七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八级毕业生孙丹勇跳楼事件被校友曝光引发媒体关注之前，富士康一直都有员工自杀的事件。就在去年春节放假前一天，龙华区一名工作逾一年的大学毕业男性员工，在当日早晨七时，在自己所住的富华宿舍楼跳楼身亡，事后富士康对事件自行处理，并通过一些「渠道」对外封锁了消息。
记者并得到富士康河北廊坊区的确实消息，自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春节，该厂区出现三起员工寻死事件，分别是：一月八日，入职二星期的十九岁模切部男工荣波跳楼身亡；二月二十三日，十六岁的女工王凌艳在入职后一天猝死在床；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间，一名工人自杀未遂。此外，今年一月十五日，在北京富士康索尼爱立信手机制作单位，一名山东籍女线长在宿舍门上上吊自杀，据传被逼。
据了解，今年之前，富士康内地各个厂区的员工自杀事件并不鲜见，其余非自杀性死亡的个案更不胜枚举，但却甚少有媒体公开报道。富士康内部人员透露，公司处理类似事件有一套控制媒体的手法，再向跳楼者家属付一笔钱私了，金额在十一万至五十万元人民币之间不等。
针对上述廊坊安次区女工猝死一事，本报获悉，富士康旗下手机制造事业群的最高主管李哲生曾亲笔致信董事长郭台铭报告后续工作，信中明确表示：「已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目前尚无媒体介入。」；「已通知安次区书记，并报告以上事实，请书记协助控制媒体。」
在各种压力之下，内地媒体在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上，或显得「欲言又止」，或直接就成为了企业维护形象的「口舌」。一名富士康刘姓员工对本报愤愤表示，「媒体再不曝光富士康自杀内幕，就太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员工了」。
马向前案有女工被逼傻
媒体之外，坊间传闻，富士康亦对知情者进行「封口」。富士康龙华区一位工龄超过四年的职员告知本报，死因备受争议的马向前猝死一案，公司保安部曾在事发后对知情者实施「审讯」和「软禁」，其中一名女工甚至因不堪压力，更被逼傻。
暗访当日，记者曾尝试对外出就餐的员工，询问知否过往的「自杀」事件，被访员工或闭口不答、表情谨慎，或反复摇头表示「不清楚」。与此同时，对记者爆料的几名富士康资深内地员工，不停强调不可暴露其身份，甚至所属单位或部门都不可见报，否则会「工作难保」■
「土皇帝」惯用金钱私了
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在内地各个省市厂区的员工总数超过八十万人，其中仅深圳就占了一半，规模堪比内地一个中小型城市，对政府税收的贡献亦相当可观，因而在各地都受到当地政府很高的「礼遇」。有分析指出，富士康作为当地最大的出口企业，企业利益与政府利益必然挂钩，政府难免以经济作为衡量点，「庇护」企业让其为所欲为。
据了解，深圳龙华科技园是富士康全球运筹暨制造总部，园区分为Ａ至Ｋ十一个分区，占地约三千八百八十五亩，内部分有十大事业群，员工近三十万人，旗下三家企业连年进入深圳市企业营收前十强和纳税前十强每年为深圳税收贡献超过百亿元，大大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富士康的「财大气粗」，似乎一直在挑战当地政府的执政底线，不仅直接要求政府控制媒体，甚至通过法律手段制裁媒体。早在二○○六年，内地一家财经报纸因报道富士康「血汗工厂」而被郭台铭起诉索赔三千万，深圳市法院一度冻结该报二名记者的财产，事件延续三个多月，最后以双方和解告终。
据称，富士康不少员工私下都将公司称为当地的「土皇帝」，并形容其惯用金钱解决问题，「如果通过正规管道解决问题，速度会很慢，也无法给对方教训。所以台干喜欢私下解决。」富士康一位不愿具名的内地经理表示，对于近年多起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企业均通过支付家属十一万至五十万不等的赔偿费完结了事，若非在「十连跳」压力下，也不会正视自身管理问题。
有内地学者认为，地方政府面对富士康带来了出口贸易额、税收收入，以及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只会提供优惠政策吸引这只「凤凰」，在其进行配套投资之后，亦会对其内部管理问题「只眼开只眼闭」，不敢轻举妄动。不过，在高密度自杀事件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或将不再以经济为中心，并对有关企业提出相应要求■
2010年5月25日
侦查报道
（张闻文、黄晓南）
富士康管治双重标准 员工有冤无路诉
富士康员工接二连三寻死，除了最底层的蓝领工人，亦不乏白领职工，由 此折射出的问题，似乎不再是「血汗工厂」如此简单。近日，富士康已承认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却未解释症结何在。本报进一步调查发现，富士康作为一间世界五百 强的企业，等级之森严，恍如军队及政府部门。另一遭人诟病的是其台治色彩浓厚，在财务、人事、运营、管理等多方面均采用双重标准，流行「打骂文化」，部分内地员工遭受不平等待遇后，有冤无路诉，容易产生寻死之心。
据了解，富士康全国八十万员工，其中干部人数达一万三千人，基本可分为「台干」和「中干」两 类，台干是台湾派驻内地的干部，约三千人；中干为内地本土培养的干部，约一万人。富士康干部拥有职位和资位（薪资级别）两种头衔，行政级别由低到高分为线 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裁、总裁；资位分为一级到十八级，富士康的母公司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就属第十八级。
台干处处特权 中干备受歧视
毕业于高校的王先生，在深圳富士康工作约五年，目前担任课长，资位六级。他表 示，富士康经理级别以上几乎为台干，极少中干能升至协理。台籍大学生入职一两年便升任课长，甚至是专理，三至五年便可担任副理；而内地员工晋升则有严格的 间隔限制，须五年方可升至课长或以下，副理则一般需要工作十至十五年。
他指出，公司一直是「台干当道」局面。工作方面，中干定位是以制造体系为主，行销、研发、财务等重要部门则以台干为主；待遇方面，若两个研究生同时入职，并能力相当，台干薪水约为中干的四倍，随着职位的晋升，五年后差距可 扩阔至八倍，「台干占用公司大多数资源，任何机会和平台都属于台干。」
此外，富士康某地区一位副理鲍先生对本报表示，内地员工进出精密器件 厂房时必须搜身，台干则不需要；内地员工若携带手提电脑及ＵＳＢ记忆体进入厂区，必须层层申报并进行全面检查，台干则不用。种种不平等待遇，令到员工极为 不满并产生磨擦。
不过，郭台铭曾在去年发起「人才本土化」运动，反思过去的人才战略，强调重视内地人才。据传，郭台铭每次在员工大会上都表示，台干、中干一家人，公司需要重用中干，给中干舞台。只是，有员工将之形容为「雷声大，雨点小」。
富士康文化：骂人文化
本报在采访中获悉，富士康流行一种文化──骂人文化，从最高管理层开始，上行下效。内地员工普遍反映出，在富士康，台干有强烈的优越感，一般瞧不起内地职工，部分人甚至随意辱骂中干下属，言行极不尊重。一位刘姓员工称，「有台干因下属犯错，竟破口骂道『你妈妈是不是被日本人强奸生出你来的！』。」
此外，富士康处理「打骂」事件的做法令员工不解。鲍先生透露，二○○六年时，郭台铭最器重的年轻干部──富士康ＷＬＢＧ事业群台干赵博轩，在办公室打骂中干 下属，并手掐其脖颈。事后，受害者以群发邮件方式，将事情经过向全公司曝光，引起轰动。不久，公司将二人同时解雇，并从此明文规定，员工收发邮件必须经过上级审查，并限定群发数量，而对打骂现象则并未加以遏制。
事实上，在本报记者暗访深圳富士康过程中，有工人反映，员工在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受到侮辱后，并无申诉管道，相关投诉部门形同虚设，部门主管很少处理员工投诉，实情很难反映至最高管理层。工会方面，富士康工会主席陈鹏是郭台铭的秘书，亦 较少向管理层反映员工心声。据称，金融危机之时，陈鹏曾代表员工同意公司建议内地员工休无薪假一至三个月的方案。
昨天本报尝试就上述企业制度问题致电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暨商务长李金明，但未得到任何回应■
极致分工达颠峰 「世界工厂」临末路
由最基本的日用品，到iPhone和手提电脑，以至豪华汽车和游艇，中国「代工」全球各类货 品。富士康在深圳龙华的园区聘用三十多万员工，宛若中型城镇，被视为「代工经济」的圣城麦加。然而，这园区今年已有十名员工坠楼，既是工人不堪被「异化」 为机器而作出血的控诉，也揭示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发展到空前巅峰后，可能正步向末路。
香港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程腾欢指出，像富士康这样的 中国代工企业，处于全球经济价值链（value chain）的底层，过往得以不断蓬勃壮大，至今被称为世界工厂，其实全凭一项优势，即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
研究新兴经济体发展的程腾欢 说，代工型经济的优点是很容易凭借规模效应，在短期迅速扩张，且能提供大量职位，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起步经济模式，富士康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正是乘着这股潮流。不过，他指出，「底层经济」的缺点在于毛利率偏低，对成本极为敏感。
根据富士康母公司台湾鸿海集团年报资料，一九九○年代中期进军内地设厂之初，凭着廉价土地和劳工，实现了集团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平均每年营业额高速增长逾四成，毛利率亦一直维持百分之十以上。
二 ○○○年后，沿海技术工人薪水开始上涨，鸿海的毛利率亦拾级而降，○二至○六年徘徊在约百分之六，近三年更跌至仅百分之四。去年年底鸿海员工总数达六十一万人，比两年前增长一成一，显示生产规模扩大；但平均每人实现的净利润却倒退一成二，盈利能力呈反比下降。
熟悉内地经济的浸会大学经济系副 教授郑毓盛认为，○七年正是中国工业发展的转折点，除了技术工人供不应求导致工资上涨，《新劳动法》更加重了劳工成本，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令代工厂商经营非常艰难，实力不足的早已撑不下去；剩下的如富士康则进一步扩大规模，并进行更细化分工，以压低平均成本。
不过，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黎麟祥 指出，规模效益和高度分工作为现代工业的两大利器，两者都有其局限，不可能无限度扩张。他举例说，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聘用逾三十万工人，生产程序已经分工到极致的地步，造成一个工人每天上班十小时，可能只是重复装配一颗螺丝几千次。
研究工业组织理论的黎麟祥直言，极度枯燥的工作会造成沉重精神负担，甚至使人发疯，这是以往的工业理论没有预计过的，但今天正在中国发生。富士康作为「代工经济」的龙头，扩展到空前规模，却衍生出意料之外的问题，难以进一步提升，显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道路已走到尽头，必须加快向价值链上层攀升，经济才可持续发展■
学者指八、九十后心理脆弱易轻生
富士康因「十连跳」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有同业为其辩护。本身同为经营电子厂的东莞台商协会会 长叶春荣向本报「诉苦」：外间常质疑台资厂商管理太严谨，给予员工庞大压力，但他认为这正是台商的成功之道，因为一旦工厂的管理松散，就肯定不会有高效益。
有指员工承受「非人待遇」，叶春荣说，现今社会不可能再有违反人性的管理制度，因为「广东不止富士康一家工厂，若它的待遇不好，员工大可另找工作。」他举例说，东莞有六千家台商，如果管理真的有问题，可能触发社会事件，政府不会不管。
有学者认为，事件背后也反映八、九十后 青年自身的问题。曾开发「北大荒」、当过机械工人的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指出，现今青年多是独生子，心理比较脆弱，低学历的唯有在工厂工作，没有文化娱乐，也无朋友交往，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一旦想不开，就可能轻生。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认为，社会才是「罪魁祸首」，「跟二十年前不一样，当年努力就能往上升，现在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好出路，这是社会溃败的典型现象。」他指出，要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生态，政府和企业须建立更公平的机制，让年轻人拥有可信赖的价值观念■
人如机器 流失率高
在富士康龙华厂区门口，每日都有大批农民工在招聘区求职，富士康发言人刘坤面对外界质疑「血 汗工厂」时，往往以「这事实」作出反驳。然而，富士康人力资源部数据显示，集团去年招聘逾五十四万，辞职三十万，实际数据可能更高，这么高的流失率究竟反 映什么问题？有采访个案形容，在富士康工作，无论是蓝领或者白领，均看不到未来。
近日备受压力的郭台铭，昨天就员工「十连跳」事件首度出面 回应，他强调富士康绝非血汗工厂，并有信心在短期内把状况稳住。惟他承认，鸿海在全球有八十万员工，管理任务相当艰巨。
据富士康内部人员对 本报透露，尽管公司有关离职率统计数据已属偏高，但仍然被「严重低估」。事实上，去年各作业群的离职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不等，而在富士康专 门设立培养内地干部的「菁干班」，平均年离职率亦达到百分之三十。
一位内地名校毕业工作逾四年的「菁干班」成员就表示，虽然公司给予待遇良 好，然而企业制度的种种缺陷，令其无望 「前途」和「事业」。他表示，一旦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便会转工。
业内知情者表示，台湾企业擅长以半军事化形式管理企业，管理层着重「长官意志」，强调下属绝对服从，较少选择以理服人，员工难有归属感。
不过，对每天在流水线上从事繁重工作 的几十万蓝领工人来说，他们过的才真正是「非人」生活，皆因他们已被「物化」了。记者此次暗访深圳富士康之行，访问了一位独坐路边的工人，他慨叹，枯燥、 机械的强度劳作，令其在工作中无法找寻乐趣，漠然对记者形容「一份谋生的工作而已，谈何希望」。
这位工人今年二十四岁，自农村外出谋生，前 两年在深圳观澜地区的工厂打工，其后被富士康聘用，目前在某作业群从事列印机添料工作。他描述，一袋料二十五斤，一天最多可加四、五千斤，自己每天早晨七 点四十五集合，夜晚八点下班，一个月有三天假期，底薪九百元人民币，加班之后可拿到一千七、八百元。
他表示，并不清楚「跳楼」事件。被问及是否通过网络了解情况时，他茫然地笑称，「每天工作高强度重复同一个动作，中午吃饭四十五分钟，晚上下班吃个饭、冲个凉已经累得不行，倒床便睡了，哪有时间上网。与同宿舍的工友上班的时间也都不一样，很难碰在一起交流。」■
